《中国孩子》是我不敢听的一首歌。

周云蓬这个东北汉子，我愿意把他先称为一个文人，才是一个歌者。

我以为，一个有深度的文人，一篇有深度的文章，必要揭示人性，社会或者战争，革命。

一首《中国孩子》，唱到最后那一句：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你会感到一股寒意从后脊背渗到心脏，刺激你的泪腺，让眼泪夺眶而出。

整首歌旋律并不讨喜，甚至有些单一，其中孩子配音，你仿佛可以看到成群的孩子睁着黑色的大眼睛坐在破败的教室里牙牙学语的画面。还有他们的笑声，浑然不知危险逼近。

当稚嫩的童音和笑声远去，只剩下周对着这片满目苍夷的世界悲愤的呐喊。

我知道，年轻的死并不见得比年老的死来得更盛大，然而我们的孩子，甫入这世界，混沌未知，他们无法和大人抢夺一个逃生的出口，无法拒绝老师的命令，无法自己爬起来寻找食物，无法等待肾脏坚硬抵抗三聚氰胺，他们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克拉玛依事件，沙兰镇事件，成都李思怡事件，河南艾滋村，山西黑煤窑，这些令人发指的事件，也许我们曾在报纸或杂志上看过，也许我们也曾扼腕叹息，也曾在心里咒骂，然而一觉醒来，我们就会忘记这些孩子，这些曾让你痛心疾首的事情，因为，那毕竟不是你的切肤之痛。

而周云蓬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们牢牢记下这些惨痛的事件，在人们即将遗忘的时候，仍然还有这么一首歌，它将永不停息的传唱下去，警醒世人。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请把以下的文字看完，你便能理解这悲愤从何而来。

我从网络上一一收集，并且整理这些文字，只觉心惊胆颤，我感到亡灵仍在上空盘恒，挥之不去。（以下文字均转自网络）

歌词：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克拉玛依大火事件：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就在大火烧着的时候，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名领导在台前喊：“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在他的指挥下，观看这次演出的除自治区验收团20多人外，还有一名市局副局长、一名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女)、市教委、局教育培训中心、市局总工会等20多名副处以上的干部，以及场内工作人员迅速撤出火灾现场，他们中只有个别人灼伤(与上述领导同坐在一起的自治区教委25名同志，有过半的人死亡)。

lenning后续:此贴发于强国版时被指出失误之处，让我一时无法分辩真伪，只能留待时间及世人考证。

想更多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

克拉玛依大火：一个轮回后的真相

　沙兰镇洪水事件：
　　2004年6月10日一场山洪和泥石流，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有105个孩子遇难。在〈南方周末〉未能发出来的报道中，记者写道——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沙兰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个能“说一句话”的人却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的选择。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
　　　　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其中包括孙磊。
　　
成都吸毒母亲饿死三岁女儿：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一直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
　　　　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一楼25号。这里住着一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着。
　　 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着民警试着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说到这里，看过现场照片的康晓光眼圈立刻就红了，他哑着嗓子嗓音颤抖：“惨不忍睹。”
　　　　一位网友写道：“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警方、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显示，案情极为简单。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4个人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
　　　　吃饭时3个大人商定去金堂县“找些钱”。之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出去了。此时是下午1点多钟。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提出要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时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
　　　　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三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河南艾滋村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

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程勇力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病世界都治不好。 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



山西黑煤矿事件

我想这里指的并不是几年前暴出的山西黑煤矿童工事件。这首歌创作时间在黑煤矿童工被曝光之前，这里指的，应是山西黑煤矿频出事故，以致“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但现在，我想说的是山西黑煤矿童工事件。

“孩子，你到底在哪里？”最近两个月来，关于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在河南上千个失子家庭中流传。数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场。
“跑遍100多家窑场没找到我的儿子”
——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
“今年3月18日，16岁的儿子突然失踪后，我就开始四处寻找，我找了几百个网吧、张贴了几千张寻人启事，但一直都没音信。4月初，我听说我们这儿有孩子从山西黑窑场逃回家后，我就怀疑儿子是不是也被拐骗到黑窑场了。我就开始到山西寻找，跑遍了运城、晋城、临汾等地100多家窑场，这些窑场内的确有很多孩子在做苦力，就是一直没有见到我的儿子。窑场的孩子们蓬头垢面，赤手光脚，砖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
在这期间，一些孩子偷偷地塞给我纸条，上面写着他们家的地址和电话。回到郑州后，我就按照纸条上面的联系方式通知孩子们的家长，已经有近百个孩子被解救回家。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的孩子，看到那些孩子受到那样非人的待遇，我心如刀割，我的孩子肯定也在和他们一样受罪，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才开始向媒体求助…… 只有一个独苗，孩子丢了，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报案之后，又是登报又是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全家、还有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找孩子。但孩子就像蒸发一样，没有一点音信。

孩子如何被拐
1 人贩子在路边停辆面包车，让过路的男孩帮他们往车上抬东西，然后连人带东西一起推到车上拉走；
2 在饮料中添加迷药，把孩子麻醉后强行拉走；
3 人贩子以招工的名义诱骗孩子，先是许诺很好的工资和生活待遇，接着把孩子关到火车站附近的小黑屋里，凑够一车后，夜里拉到山西晋城和运城的黑窑厂。
孩子以每人500元的价钱卖到这些黑窑场。

早报讯 5月9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接到几个家长的类似反映后，立即和3名孩子家长奔赴山西调查。
5月10日，付振中跟随两名家长和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奔赴山西暗访黑窑场，从而亲眼目睹了这些“现代包身工”的非人生活。
“我3次奔赴山西，走访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黑窑场，我无法用语言描绘出这些黑窑场的情景，但一想到这事，脑子里都是那些伤痕累累的人，他们身上找不到一处健全的地方，浑身散发着骚臭味，满是灰尘的脸上挂着一双痴呆的眼神，那眼睛好像也蒙上一层灰尘，没有一点精神！”
“我做了10年记者，见过各种惨烈的车祸、悲惨的火灾，但从没见到这样的情景，看到他们我的眼睛湿润了。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在山西万荣县一黑窑场。这里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这些本应该是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却在干着成年人都不愿意干的体力活。看到他们，我的内心很沉痛，他们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有一种揪心的痛！”“但当时我的身份只是家长，为了营救更多的孩子，我只能把拍到的画面带到电视台播放。但节目播放后，一些黑窑场也发现了有记者在采访，他们开始对一些前去找孩子的家长进行搜身，拒绝家长进入，我们的采访也受到了更多的阻碍，人身也很难得到保障。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阻力是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

从5月19日到6月2日，通过付振中等人的努力，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连续制作20期节目，对这些孩子在黑窑场内遭遇的非人待遇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报道，结果十几个孩子被营救出来。

“我感觉十几个只能说是极少的一部分，报道播出后，1000多名家长赶到台里找孩子，2000多人反映了这一问题。我感觉还有很多孩子在黑窑场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奴役。据我们所知，在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至少超过1000人。我们只能希望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通过相关部门来解救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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